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来产业的深刻认知与精准把握，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重要方向。在未来产业当前的六大发展方向中，未来信息产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尤为突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围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任务提出了六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第六代移动通信（6G）均属于未来信息产业，将成为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导权，重塑全球竞争新体系新格局的关键变量。基于此，针对我国未来信息产业在“十五五”期间的主要发展趋势与机遇挑战，进行如下分析。

我国未来信息产业面临的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信息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的模式，用30余年的时间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应用再到产业化推广的全链条，紧紧跟住发达国家的脚步。自2010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我国信息产业“跟跑”速度不断提升，在2019年开启5G商用元年后跃升到“并跑”阶段，部分赛道甚至有领先之势。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芯片、大模型、量子信息等领域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信息产业已正式列入全球第一方阵的“领跑”阵营，进而带动未来信息产业在定位、能力、体系三方面呈现出范式级跃迁的发展趋势。

一是产业定位从“工具性供给”转为“基础性建设”。未来信息产业的主要突破口聚焦于计算、智能、网络，其发展目标不同于过往信息产业仅致力于为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提供流程及关系的信息化、数字化可用工具，而是要成为像电力、用水、公路一样不可或缺的，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能够全维度、全方位发挥支撑作用的基础性结构。依托于这种基础性结构之上的物理世界、人类社会、数字空间“三元耦合”的效率、成本及绿色化程度，将成为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在长期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产业能力从“大数据处理”迈向“大智能协作”。未来信息产业在价值创造方面是要形成从“大数据”到“大知识”，再到“大智能”和“大行动”的逻辑链，与过往的信息产业仅停留在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应用层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具备感知、决策、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将会很快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进入到工业、能源、交通、金融、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并相互之间产生以价值创造、匹配和交换为目标的互动与协作。能否催生长链条、多门类、复杂场景的“智能体经济”，将成为国家竞争力水平的分水岭。

三是产业体系从“轨道式延伸”进入“旷野式重构”。未来信息产业的很多领域都带有重新定义、彻底颠覆的突出属性，和过往信息产业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冯·诺依曼架构、硅基、TCP/IP的既定轨道进行延伸相比，量子计算、脑机接口、6G等均是尚在旷野之中的全新赛道。按照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长波规律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几乎没有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信息产业，很有可能在2026—2035年间迎来一场强度远高于20世纪40年代高峰期的改天换地式大变革，将成为重构全球竞争力版图的关键奇点。

我国未来信息产业的本质性机遇和系统性挑战

对于面临着范式级跃迁发展趋势的我国未来信息产业而言，“十五五”期间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必然不会仅囿于国内过往既有体系中的技术能力水平、产业结构层级和政策机制举措。将视角扩展到全球，可以发现政治格局正在呈现着多极化加速推进、大国间博弈深化的显著特征，经济形势已经展现出复苏韧性超预期、供应链泛多元化的明显走向，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前夜围绕技术制高点的主权之争愈加频繁和激烈。由此，再深入结合我国在“十五五”期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来看，就需要基于科技世代演进、应用场景治理、国际规则定义的维度，对未来信息产业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本质性把握、系统性剖析的辩证式理解和研判。

一是扩展及超越摩尔定律，形成“变道超车”机遇和“源头缺位”挑战。

在机遇层面，我国在后摩尔时代与发达国家已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具备开辟新赛道、培育新优势的良好条件。自2012年之后登纳德缩放定律受限以来，除延续摩尔定律继续缩小芯片工艺特征尺寸，以及另辟蹊径推出晶圆级大芯片之外，发展基于先进封装、异构集成的芯粒（Chiplet）技术以优化性能、功耗和成本，采用碳纳米管晶体管以突破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在物理尺寸和功耗上的极限，均已成为摩尔定律的重要扩展方向。同时，量子计算、光子计算、类脑计算等非冯·诺依曼架构的计算技术，已成为超越摩尔定律、打破算力瓶颈的战略选择。我国打破既有技术路径压制封锁，抢占未来信息产业制高点，正处于重要窗口期。

在挑战层面，后摩尔时代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同样需要体系化的传承与积累，在我国尚属于较为薄弱的环节。我国的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和金融投资体系相对更擅长支持“从1到N”的工程化推广，对于需要“从0到1”的原始创新支持力度和耐心程度尚有很大的加强空间。基础研究、冷门研究、新兴交叉研究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与管理方、投资方对于研究回报的限时交付和量化考核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虽然我国在后摩尔时代已取得半导体和计算领域的若干亮眼成果，但开创性、引领性仍显不足，未来信息产业面临着源头性的支持缺位。

二是融入海量超复杂场景，牵引“智能涌现”机遇和“治理真空”挑战。

在机遇层面，我国在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各方面拥有丰富“场景红利”，可激发具身智能的超预期迭代和跨能级跃升。自2018年以来，持续突破的预训练大模型推动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飞速发展，并为旨在通过自身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实现自主学习和进化的具身智能提供了坚实技术基础。作为认知智能的直观实现形式和加速迈向通用智能的中间通路，具身智能对复杂、开放、动态的真实场景有着迫切需求。从超大城市治理到广袤乡村数字化，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到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制造体系，这些可用于培育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最新增长点的场景，都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所独有的，是通过任何实验室也无法复现的宝贵资源。

在挑战层面，对于大量智能化从未进入过的空白领域，我国的治理方式方法缺少包容审慎、动态平衡的经验参考。具身智能与海量超复杂场景的深度结合，最终仍会作用于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人类本身，且作用效果可实现指数级扩张。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与现行的对行业、对机制、对伦理的线性认知间出现割裂与冲突，不仅会导致既有的治理方案和监管框架难以适用，更加会导致新治理方案和监管框架出现“管早影响创新，管晚积累风险”的“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当代显化。我国在各区域、各行业及社会各层面特有的发展不均衡特质，又将进一步加大破解该治理难题的棘手程度。

三是构建国际新竞合网络，带来“规则定义”机遇和“生态孤岛”挑战。

在机遇层面，我国积极参与和提供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解决方案，以充分掌握未来信息产业的国际竞合主动权。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领域的全球竞合格局尚未完全成型，跨境算力资源调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方面更是缺乏足够的国际共识。我国可以主动投身于制定新规则、新框架，依托移动互联网时代围绕智慧城市、移动支付、数字政府等已经过超大规模市场和受众验证的成功案例与经验，贡献智慧、分享理念、发起倡议，并基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开展区域性实验，实现从全球议题“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召集者”的转变。

在挑战层面，全球研发创新网络日益封闭化、碎片化，我国在部分关键领域仍面临着被动的孤立与封锁。原有的全球化技术协作体系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发达国家仍在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的策略来制造“脱钩断链”压力，技术标准阵营化、研发布局区域化、市场合规复杂化的态势更为明显。这一方面会对未来信息产业创新资源的开放性、流动性造成制约，不仅影响国际人才引培、科研合作的效率，还会导致国外开源生态出现针对性封闭的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会被迫在供应链体系、数据安全协议、合规谈判等方面大幅提升全球化适配成本，弱化未来信息产业出海动力。

发展未来信息产业的相关建议

一是面向未来建立强韧性、逆周期的“耐心资金池”。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专注于未来15~20年科技进步，鼓励多学科交叉创新、非共识创新、颠覆式创新，以科学属性强、迭代频率高、变革意义大，作为遴选和孵化项目的根本导向。

二是双管齐下加快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适配度。允许企业在真实场景进行“沙盒式”新技术、新产品测试，监管部门同步跟进制定新政策与之匹配。同时推动“敏捷立法”，原则性框架先行，再通过细则和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主动发起全球性的科学开放计划和研发协作倡议。围绕未来信息产业重点方向，聚焦低敏感、高挑战、广覆盖的人类公共领域，牵头设立无国界科学开源项目，并通过建设国际领先的大科学平台装置，吸引海外科学家远程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