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主办的第六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活动成功举办。本期讲堂的主题是“‘十五五’前瞻：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和‘机’”，由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文强主持。
刘文强表示，“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完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远景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希望本期讲堂更好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服务。
围绕“十五五”前瞻话题，本期讲堂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工信部政法司、规划司，各地工信局，赛迪研究院及“1+7”新型工业化智库、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代表共同参会并参加讨论。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把发展新型工业化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是新型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
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布局重点
工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柱石，也是产业体系的柱石，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健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火炬中心原主任贾敬敦指出：“‘十五五’时期的规划，要把整个工业体系从中低端推向中高端，并力争使一部分产业成为世界产业的前沿，发挥引领作用。未来，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位一体——要把科技创新注入传统产业、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煜也表示，从上一个五年规划到现在，经济工作中增加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两个重大提法，未来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下功夫，一定要有中长期的战略思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内参处处长、副研究员王成仁在会上表示，“十五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起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统筹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工作。
对于“十五五”时期的产业选择，与会专家给出了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先军表示，要发展破解技术约束的新兴产业，集中表现在“小软大”三方面：包括芯片、零部件、材料等物理尺寸上的“小产业”，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知识密集和生态繁茂的“软产业”，机床、大飞机、深空深海装备等大国重器的“大产业”，集中表现在优先发展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
要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导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房地产、航空航天，钢铁、建材、有色、石化等。此外，还要发展复合特征型的融合型产业，包括服务机器人等服务型工业，数字孪生、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等工业智能化，AR、VR产品等工业体验化等。
具有社会功能的传统产业也是当前需要优先发展的，关系国民生活和民众就业，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制定强有效的创新政策
业内专家指出，发展新型工业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五五”期间如何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并把创新注入到产业政策之中。我国应当出台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确立起来。
贾敬敦表示，我国要在新型工业化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基础研究一定要跟得上，应当下决心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科学知识产出。我们应当出台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确立起来；在“十五五”期间，也应当大力发展工程科学，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要以工程科学为基石。
“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政府主要在环境、制度和法律上发挥作用，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贾敬敦表示。
不过，贾敬敦坦言，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中国工业上台阶、上质量、上水平，专门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的科技金融比较薄弱。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中国金融还需要在结构改革上迈出扎实的一步。
“‘十五五’期间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转变思路，从聚焦产业转向更关注企业。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例，可以尝试在产业政策上更多地结合现有的企业池，例如分门别类，突出培养示范企业，打造重点企业。”董煜表示。
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实现大规模颠覆性经济增长的技术，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以往，全球产业分工和格局变化遵循基本的市场竞争逻辑，是一个利润驱动和成本驱动交替、叠加作用的过程。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技术、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优势，构筑了不同于传统军事、科技、经济等的新的权力，更以安全为名左右产业链分工与格局变化。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科学看待人工智能的热潮，其本质上是高级别的数字化，解决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等问题。“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要防止受制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盲目跟从、全面推进。”王成仁表示。
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会变，在当前外部形势下，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苦练内功，依靠高质量发展强大自身。对内，新型工业化不仅要全、大、宽，更要全而精、大而强、宽而深。我国在芯片设计、数控操作系统等工业软件，数控机床、关键部件和材料等硬件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处在突破的前沿。要充分释放中小企业活力，依靠中小企业创新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在李先军看来，在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保障14亿人收入均衡性的改善，这不仅要求对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发展新兴产业，还需要关注改善就业和民众收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关注文化的建设，解决贫富差距、社会服务不足、文化冲突等矛盾，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价值观进行调节。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绿色、低碳、环保等要素需要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对外，发展新型工业化要抓大放小，促进综合体、集团式主动“走出去”，把掌控力强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可靠国家，增强全球产业黏性，实现整体价值链跃升。
王成仁表示：“必须转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评判理念，优化要素获取、产业链合作的重点和方式，撬动全球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同体。”
“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新的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全球掠夺和战争来实现，只有通过全球化的贸易和合作来实现。但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化如何实现，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是新型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李先军指出。
专家指出，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要关注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在新的全球化态势下，新型工业化不仅要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也要强化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合作，以深度全球化支撑和保障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